1961年2月1O日，是农历腊月二十五日，很快就是春节了。但每天送到刘少奇案头上的文电却比过去更多，他的工作时间因此更长，睡眠更少了。
1月14日至18日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。在此之前，还开了20天的中央工作会议，中心议题是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《关于安排1961年国民经济的意见》。为了实现这一计划，全会正式通过了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八字方针。从这时起，开始摆脱1958年大跃进所造成的困境，走出建立在幻想基础上的高指标的误区。这是痛定思痛之后的选择。
八届九中全会精神在全国传达贯彻以后，各省市的文电报告就大大增多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汇报。湖南省公安厅向公安部也有报告，称：该省鲤鱼江电厂23岁的运煤女工刘桂阳，曾在中南海西大门张贴标语：“打倒、铲除、消灭人民公社”，因而被定为犯有反革命罪，当地法院据此判处刘桂阳五年徒刑。通过学习八届九中全会精神，湖南省公安厅认为，刘桂阳出身贫农，平时表现较好，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。公安部也许还拿不准，将这一报告转呈刘少奇，希望得到他指示。
刘桂阳出生在衡阳县上峰乡一个山坳里。爷爷和父亲都是地主家的长工，经济上受剥削，人身自由和人的尊严也常常受到损害。刘桂阳幼小的心灵里，就痛感人生的诡谲和世道的不公。
1949年8月，长沙和平解放。乡里很快建立了人民政权。
从那时起，她就热情地关注着政治。
1957年春天，刘桂阳结婚了。丈夫李培务是个复员军人，在鲤鱼江电厂保卫科当厂警。工厂正在发展，对复员军人又有照顾的政策，刘桂阳很快就参加了工作，担任运煤工。
1960年6月，忽然接到家里来信，爷爷病重。刘桂阳立刻请假，立刻动身，恨不能插上翅膀，飞到爷爷身边！
在路上与一位跟爷爷年岁不相上下的老人邂逅。老人拄着拐棍，行走很吃力。刘桂阳问他：“老人家，这么大的年纪了，还一个人出门，是去走亲戚么？”
老人叹息了一声，说：“亲戚现在也自身难保，我也不好意思去。姑娘，不瞒你说，我是出门讨米！”
刘桂阳对政治极其敏感，对社会主义无限热爱，对落后思想总是保持着警惕，她惊讶道：“老大爷你说什么？现在是人民公社，怎么还讨米啊！”
老人摇摇头，欲说还休。
去年遭大旱，收成本来不好。秋后公社却派人来反瞒产，把农民的口粮、种子粮……尽数调集而去。今年3月，整个公社的食堂普遍断炊。老人所在的食堂70多天没有一粒粮食，九成以上的人得浮肿病……
老人说的是一个当时尽人皆知的故事，刘桂阳却是头一次听到。鲤鱼江电厂在山沟里，那里是一个小社会。电力把光明送到千家万户，政府千方百计地保障他们的供给，运煤工刘桂阳干的是重体力劳动，粮食定量比别的工种又要高一些。她虽然也感到物资供应比过去紧张，毕竟比普通群众要好得多。她从农村进人工厂，本身就是一个大的飞跃。因此她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新生活。及至这位老人讲起农村的情况，她还感到十分意外。
刘桂阳心急火燎地赶回家里，情况果然如路上的老人所说，老家的食堂也早已断炊，许多人都外出逃荒，讨米。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心劲强，宁愿剥树皮，吃草根，也不去乞讨。开春以来，他得了水肿病，最近日趋严重。万不得已，才写信告诉在外工作的孙女。
刘桂阳心如刀绞。她接受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宣传与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，这个爱动脑子的青年女子开始审视现时的生活环境。爷爷在旧社会当长工，翻身了，为什么还吃树皮草根？共青团开会说人民公社是天堂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挨饿？“大跃进”号称一天等于20年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外出逃荒啊……？！这一连串的疑问号搅得她坐卧不宁，以共青团员的虔诚，运煤工的勇气，她决心阻止这种给老百姓带来灾难的政策。
她给爷爷留下那点钱粮，又急急地赶回鲤鱼江电厂。她先去商店买来一支毛笔，一瓶墨水，一叠白纸，关在屋里写。直抒胸臆：
人民公社使大家都挨饿，人民公社不好。
人民公社是发展生产的障碍。
人民公社是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高山。
打倒人民公社！
铲除、消灭人民公社！
这些标语式的东西，写在长条形的八开纸上，共有12张。完了，又给丈夫李培务留下一封信：
李培务同志：
我于今日远离家乡，为挽救我爷爷和农村群众的生命贡献我的力量，也可能献出生命。万一如此，请把儿子抚养成人。
爱妻：桂阳留字
她乘汽车到郴州，赶上广州开往北京的直快列车。7月26日在北京站下了车，找到了国务院门口，卫兵正在执勤，指指前门的一间房子，叫她去传达室。
传达室里一位40岁左右负责接待的干部，问她从哪里来，有什么事，要找谁。她说，她是郴州鲤鱼江电厂的运煤工，来北京反映农村老百姓的困难，她希望找国务院的领导同志，最好能面见周恩来总理！
口气挺大。那中年干部说：“你有介绍信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
中年干部说：“既然没有介绍信，就把你的意见告诉我，我给你去汇报吧！”
刘桂阳觉得她必须见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汇报爷爷的情况，还有家乡的情况，只有她自己去讲，才能把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表述清楚。
接待干部挺严肃，说：“领导同志的工作很忙。中国这么大，各地都来一批人上访，都要亲自接见，怎么受得了？你说你是工人，工人阶级最有觉悟，难道这个道理都不明白？”
接待干部的话确实有道理，眼看要把刘桂阳说服了。她突然又改变了主意。不行。爷爷吃完那10斤粮票又会挨饿，路上那位老人埋怨无处讨饭。饥荒遍地，到处都是饿殍啊！你不让我去见领导同志，要让领导同志来找我！
她说：“既然见不到领导同志，我告辞了！”
接待干部没有留她。
出了门，来到门楼西侧。她东西都带齐了。兜里有一瓶浆糊，她把那12张标语式的意见，贴在西侧的砖墙上。
立刻有人围观。都用吃惊的目光望着她，但没有人议论。贴完六张，剩下的跟这六张内容重复，就不贴了。
接待干部听到卫兵的报告，匆勿赶了出来，厉声问：
“这是谁贴的？”
刘桂阳说：“是我。”
接待干部叫她去传达室。刘桂阳又执拗起来，说：“不去。我一离开，你就会把它撕了，我要守在这里，问题解决了，我就回去！”
约莫半个小时，来了一辆吉普车。车上跳下三个公安人员，其中一个女的。问她姓名，年龄，什么地方人。又问这些标语是不是她贴的。刘桂阳一一作答了。公安人员就叫她上车。车子一路呼啸，来到一个关押犯人的地方。这时向她宣布：这里是北京西城区公安局，因为你犯有张贴反动标语的罪行，从现在起，你被拘留了！
当晚进行审讯，也没有怎么苛待她。审讯结束后，责令她继续反省，交代犯罪动机，有什么人指使，等等。
六天后，厂保卫科和郴县公安局来人了，将她押回郴州。铐了手铐，但没有上脚镣。
郴州县法院很快作出了判决，鉴于刘桂阳张贴反动标语，恶毒攻击人民公社，犯有反革命罪，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。
在她服刑期间，爷爷去世了，还是因为饥饿。在监狱里接到这封信，刘桂阳嚎啕大哭。不是为自己坐牢，而是她付出了坐牢的代价，也未能使爷爷和乡亲们免于饥饿……
刘少奇读完湖南省公安厅的报告，沉思良久。
从维护社会安定的角度看，刘桂阳书写的标语内容，无疑是过激的。公开张贴在国务院西大门的墙上，方法上也极不妥当。但从她的一贯表现来分析，看不出她与共产党在根本利益上有什么矛盾和冲突。她这样做的动机，是为了让党中央国务院知道农村情况，使农民生活得到改善，而不是以推翻人民政权为目的。我们也常说，好话坏话都要听。一个工厂的运煤女工，说了几句刺耳的话，就把人家关起来，还判五年徒刑，法律上有这一条吗？无非是那几张标语。反动标语是以反革命为目的，而她跑到北京来，说明她还相信中央，怎么能说这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呢？于是，他提笔批道：
同意湖南省公安厅对刘桂阳案件的处理意见，将此件寄湖南省委，建议张平化同志亲自找刘桂阳谈一次，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，另一方面适当批评她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和采取的方法，以便引导走上正确的道路。
刘少奇
一九六一年二月十日
4月8日，刘少奇在宁乡东湖塘公社王家湾万头猪场住了六天之后，转道韶山去长沙，与湖南省公安厅长李强同乘一辆车。途中，刘少奇问起刘桂阳案件的情况。李强告诉他：已由原判单位郴县人民法院撤销对刘桂阳的判决，予以释放。并与鲤鱼江电厂协商，仍将她留原单位工作。同时也对她进行了耐心的教育，今后，可以向各级领导提意见，但不要采取错误的行动和方法。刘桂阳对此非常感动，一再深刻检查了自己的错误。刘少奇说：“一次次过火的斗争，搞得不少人不敢讲真话，有的也不让人讲真话。这怎么行呢？要营造一种讲真话的气氛，这样，我们才会少走弯路，少犯错误。纠正刘桂阳案件，就可以让人明白，敢于讲真话，就算过激一些，也是允许的！”
重新获得自由的刘桂阳，以更大的热情投入运煤工场的工作。由于她积极劳动，洗刷了关押判刑所产生的负面效应，同志们没有歧视她，她的生产劲头更足了！
然而，刘桂阳的悲剧并没有结束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就因为刘少奇过问过她的案件，当地召开万人大会，宣布1961年对她的改判为无效。她像死刑犯被架去刑场一样，由几个彪形大汉架上批斗台，她看不清地面也看不清周围的人，双脚半悬空，不由自主地飞速奔跑。她以为自己是在奔向坟墓！
也是在那个万人大会上，她再一次被判刑，刑期为10年。会后押往茶陵县涞江茶场劳动改造，与另一位国内外都知名的犯人潘汉年编在一个劳改队。这期间，她的13岁的儿子因急性肾炎而夭折，父母相继去世，精神上和肉体上所经受的痛苦，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直到祸国殃民的“四人帮”倒台后，灾难深重的刘桂阳才重见天日。她被宣告无罪。目前她已退休，与忠厚老实的丈夫李培务依依度日。女运煤工当年的风采已荡然无存，长期的折磨使她过早地衰老。有人去看望她，她叹息着说：“连刘主席都没有逃过厄运，何况我一个工人？在那个年代，讲真话难，听真话的也难啊！”
她没有怨言，也不后悔。
（摘自《渴望真话——刘少奇在1961》张步真著，珠海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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